4月18日，“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国际论坛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开幕。著名的全球化专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家政治经济学专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受邀致辞，重点谈了三个问题：万隆在1955年至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万隆会议之后的世界秩序以及仍然困扰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难题和当今多极化体系中实现没有霸权的新体系需要哪些条件。
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图片来源：资料图
首先，我想强调，我对后二战时代的解读与西方主流媒体不一样。西方媒体通常会说，二战后世界舞台有两股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以军事为主要形式，形成了“冷战”时期。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二战后的多极世界和三种体制
事实上，二战后的世界，不管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说，就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尤其是核武器储备来说，美苏是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总体来说，二战后的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
二战后，有三种社会体制共存。这三种体制各不相同、互相竞争，偶有摩擦，但又相辅相成：
第一种是美国、西欧的社会民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社会体制也属该类。社会民主体制下，资本和劳工达成妥协，西欧在战后重建中迎来高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相对稳定，没有出现不平等现象愈加严重的现象。
第二种是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体制是非常有意思的。“模式”一词，我之所以用复数，是因为有苏联模式，还有毛泽东式的中国模式。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两个超级大国，虽然政治上联合，但是两种模式之间差异悬殊。
我们还有第三种社会主义模式，我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在亚非地区比较普遍，大多形成于60多年前，也就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以及受万隆会议影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时期。
多样的社会体制给所有国家留出了自行调整的空间，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模式。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体制是完善、毫不矛盾的。西方国家在不调整收入分配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经济高增长；战后的苏联或1949年后的中国也可以奠定下各自工业化的基础；许多参与万隆会议的南方世界“不结盟”国家都进行了工业化的尝试以求发展。
当时世界是个多极化的世界，存在两极化倾向，但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却是多极的。
我们要牢记周恩来，他是万隆会议的创始人，并牢记通过他，中国对万隆会议产生的深刻影响。
政治独立要通过经济独立来达成
但是，我们也得认识到，万隆会议与会国和“不结盟”国家尚未完成从先前的殖民体制重新征服我们的过程中获得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我们要通过经济独立来达成这一任务。
这里的“独立”是指：即选择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要做出适度调整，接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但赋予其群众性的内容，推行社会进步性的改革、土地改革等，还要推行大型企业贸易的国有化?
这些体制在“后二战时代”共存，万隆在这个框架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然，这些不同的体制之间存在矛盾，但还是能够共存。
这一多极体系使得“七十七国集团+中国”的联合成为可能。一系列的政治组织，抵抗帝国主义的军事组织也都纷纷建立起来。当时，苏联的想法是，这是一个脱单的好时机。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苏联就一直孤军奋战。
在我看来，冷战不是始于二战后，对抗苏联的冷战实际上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就开始了，并且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时期，一直到1990年、1991年左右才结束。现在，对俄国的反对还在继续。
我们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既会谴责对方，同时还会联合一致。一方面，是苏联内部成员的联合；另一方面，是中国与其它”不结盟“国家的联合。
在谴责与联合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有可以不断调整自己发展模式的空间和自由，从而能够从中获益。但是这些发展模式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会对实行“民族”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结盟国家”产生限制作用。
改革自上而下展开：上层的改革由政府决定，未必令每个人都获益，而是令一个此前在大部分南方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少数的中产阶级获益。
这些局限性也说明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模式。全球化并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球化，而是多极化发展、有调节余地的发展模式。我称之为三种发展模式协调并进的全球化。
第一种模式是：西方帝国主义兼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
第二种模式是：苏联、中国真实发生的社会主义；
第三种是：各种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埃及总统纳赛尔实行的模式就是一个典型，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推行的模式是另一个案例，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由于其自身的内部局限性，这三种发展模式模式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定型。
没有“万隆”的集体帝国主义世界很糟糕
不仅仅是成型的苏联模式最终在1990年惨烈崩溃。就中国和毛泽东模式来说，它是今日中国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但如今也触碰到了自身的极限。而且不同形式的民族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也都碰到了自身极限。
这为历史上的帝国阵营（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巨头）的反攻创造了条件。正如美国的里根总统1981年在坎昆的讲话中谈到南方和东方国家时所说：“我们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的需求。”
这就意味着全球化下的单极力量--美国及其西欧、中欧的盟友和日本，不仅将支配整个南方世界，还将影响前苏联系统统治下的许多国家，从东欧开始，现在正通过攻击乌克兰以削弱俄罗斯，甚至企图强制中国接受全球化模式。
因此，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个没有“万隆”的世界，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我将其称为集体帝国主义（三支主要力量：美国、欧洲和日本）。
一个没有万隆的世界，每个人就被迫接受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制定的排外规则，即毫无节制的开放政策，不仅局限于贸易，还包括资本投资以外的各种金融流动。而对全世系统界自然资源的规划几乎都是仅仅服务于西方世界的强权与社会。
这很糟糕。
我一直都说，这个自认为代表历史终结的系统，带来了一段新的长期和平和市场原则下的经济发展。我一直认为这个系统不可行，它存活了三、四十年，但那在历史上只是很短的时间。
因为它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剧烈增加的不平等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灾难，经济增长不断下滑。即便是经济高速增长之时，也总是自然资源被剥夺之日，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瓦解。此外乏善可陈。
这一模式带来恶劣的社会灾难，在南北世界各国都可目睹它的后果，如收入分配不均的日益失衡。
这西方国家（帝国三巨头）也曾遭遇漫长的危机，不仅仅是2008年这次，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30年后，经济增长率和生产投资跌至之前的一半。
第二，由于这是一次漫长的系统性危机，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如生态等方面的危机。总之，是一个深层的（而不只是金融的）系统性危机。
我们也目睹了苏联的解体，这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国也发生着历史变化，毛泽东逝世后，甚至是邓小平时代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加入到新的全球化当中,但这种融入是有限度的。因为中国不仅仅是在单纯的融入全球化系统，还坚持自己的现代化、工业化和民族独立事业。
上述这些伴随着其参与全球化的过程而同时发生，这就导致了另一种新模式。我将其称为一种带有社会面向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可以是迈向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带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它本身就是通向更高层次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
除了中国、日本以外，几乎所有亚洲、非洲、拉美洲国家都经历了结构调整改革，即彻底摧毁此前建立起来的民族相对自治的模式。这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比如：
在加速剥夺数以亿计农民之时却没有工业化，将他们逼入城市的贫民窟。我们已经在亚非拉开始建设“贫民窟星球”并丧失权力系统中的政治调节空间。
我们不妨称这种新的体系为“寡头体制”。寡头政治并非如西方媒体反复宣扬的那样是“俄罗斯特色”，这同一种寡头政治也在统治美国，当在华尔街，游行的人们说“我们是99%”，意思是这个系统被1%的人统治，排他的“寡头政治”。这样的体系也统治着西欧和日本体系，以及前苏联阵营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南方国家还存在着“新寡头政治”。这个系统很快就被劳工阶层和普通民众，尤其在南方国家无法接受，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全都无法接受。
你看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开始，试图挣脱这个由美国霸权主导，这个被美国和支持他的欧日同盟的霸权所统治的世界，摆脱他去重建一个多极体系的世界。
于是，各种形式的运动在发生，首先是拉丁美洲，自二、三十年前从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开始的革命进步浪潮；还有民众反叛，尤其近期在阿拉伯国家、印度尼西亚、埃及；还有民众在菲律宾反抗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印度尼西亚反抗苏哈托、在非洲马里反抗独裁者穆萨·特拉奥雷等。这些反叛让大家反思全球化模式在南方国家的拓展是否可能持续。
另一种质疑这类全球化模式的正是“中国模式”。就是并非单纯地参与全球体系，而是参与的同时发展自己内在的民族大计，即让大多数人从下述两项方案中获益（即便十分不均，但仍然是在获益），即城镇化和创造一个完整体系下的现代民族工业。
由此便又让我们想到了万隆会议，万隆精神，倡导大众阶级万众一心，亚非拉美国家政府团结一致，并在参与国际市场的同时日益重视国内市场。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访万隆的契机，万隆精神是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世界各民族如果重新团结起来，重新去支持非洲独立的斗争，西方将难以干扰和阻碍这场运动。
如今战争依然随处可见。我是埃及人，1956年，万隆会议过后一年，西方强权（尤其是英法）和盟友以色列袭击埃及，用战争摧毁埃及人刚刚开始的纳赛尔实验。当时的战争之所以规模有限，其实得益于当时整个南方世界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团结，以及苏联和中国对他们独立政策的支持，战争才没有继续下去。
然而我们今天无法再造一个万隆。历史没有再造因为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这变化不是通过随处发生的战争，而是因为那被寡头政治所征服的、几乎完全排他的权力。
但我们还可以有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协商性全球化”通过南方国家加上俄罗斯之间的团结，对抗帝国主义三合会（美、日、欧）。在这个方向，中国开创诸多先河，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与俄罗斯拉近关系。
也许俄罗斯正在从新自由主义走向一种带有社会面向的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南方世界的人民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综上，我希望很多国家可以继承万隆精神，从而迫使帝国主义退缩（是退缩而不是消失），迫使他们接受南方国家完全的民族独立，让他们接受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多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