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开化的三大“狂人”
“敢为天下先”，充满了狂气，狂气的渊薮是禅，不是儒，但儒者也有儒者之狂，是大丈夫之狂和圣贤之狂，破了理学，破汉学，最后的分寸是不能破孔子。
兵法家山鹿素行之狂，是儒者之狂。他直斥中国汉、唐、宋、明诸儒学说。他说孔子逝世后，圣人道统至宋就断了，应该回到孔子去。
素行四十八岁时，著《中朝事实》，表明他的“中国心”，他说：“本朝才是中国”。他的“中国”，并非华夏中国，而是以日本为中心的“神之国”，他称华夏为“支那”。他在书中，以日本为“本朝”，支那为“外朝”。
他说“本朝”，也就是日本，“正当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他认为，“天之正道”在日本，不光神道在日本，连圣道、孔孟之道也在日本。而支那，在天道方面本来就缺了神道，现在连圣道也不保，只剩下“朱子学”了，“朱子学”还掌握在夷狄满人手里，已无道可言。这种日本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从理论上，虽为素行最早提出，但其萌芽，早已横亘于丰臣秀吉的心中。
素行在“中国章”里还写道，“中国”北侧高山，南窥大海，中有平原，河海畅通，到处有漕运之利，而且中国如一家，周围没有敌国，没有必要像支那那样设长城以防夷狄，因此也不可能为夷狄所征服，而且物产之华美亦堪比中华。
支那，怎能为“中国”呢？光是内乱的王朝交替，就有了三十次，况且还有多次遭遇周围夷狄的入侵，至于以臣弑君更是无计其数。唯我“中国”，自开国以来，到神武天皇有二百万年，直至今日，天之神以来的皇统未曾变过，弑天皇之叛逆无几，且从无入侵之事。
何况，当下的支那，已经亡于夷狄，日本应该责无旁贷，挑起“中国”的担子，去征韩，去占领满洲，去逐鹿中原。如此“中国心”，方为武士魂。
这样的宏图，启迪了明治时代，打开了海岛帝国的想象力，明治君臣以此为蓝本，制定国策，并一步步展开帝国的战略行动，将武士道弘扬极致。
与素行相比，常朝更狂，他连孔子也不要，说无论释迦、孔子，还是楠木公、信玄公，谁都没有以家臣的身份侍奉过我藩，怎能适合我藩家风？
正是此两人之狂，影响了幕末志士吉田松阴。他在狱中，著《讲孟余话》，其言甚“狂”，开门见山说：“孔、孟二人，都曾离开自己的祖国，去侍奉别国的国君，这像什么话？！”
如果认为孔、孟这样的行为很高尚，那么他们所讲的那些道理该怎样理解？如果承认君和父为一义，那么我们能因为君愚昏，就往他乡去求明君？这与那种以己父为愚顽，而离家出走，认邻家翁为父，有什么不同？于是，他斩钉截铁的说：“孔、孟失此义，无须再辩！”
吉田松阴比先师还狂，他的思想，分两支走出了儒学的围城，一支跟素行，进入日本中心主义的神道天下观，一支跟常朝，趋于非理性的死狂。松阴敢于坚持非理性，可他并不缺乏理性。他手不释卷，有书必读，读了大声疾呼：“兴起拿破仑，倡导自由”，他的思想与狂气，对近代日本武士道，影响深远。如果说明治维新始于武士精英群体，那么吉田松阴则是他们的先驱。
吉田松阴的狂，多半还在言论上。他的学生高杉晋作之狂，是真正的行动之狂。
高杉晋作是幕末时期美少年般的尊王攘夷志士，他曾奉命到上海学习，大开眼界，他见到了英国的船和炮，还试图了解并掌握各种机器，为此，他开始学习英语，读数学书籍。
时代需要狂者，他就直接行动，烧打英国公使馆。他本是富于理性的知识分子，可生命里烙印深刻的武士狂者的精神基因，不能没有狂举。他认为，如果没有狂举，就辜负了老师吉田松阴的教诲。
没有狂者的行动美学，日本的将来是危险的，对此，他坚信不移。像他那样好使用“狂”字的人，恐怕也少有。查一下他的名号，大都与“狂”字有关，“西海一狂生”、“东洋一狂生”、“狂生又狂生”、“穴门一狂生”、“聊关一狂生”，一个热血沸腾的狂生美少年形象，在时代的大舞台上，就像快速幻灯片一样交替出场，频频亮相。
开辟时代的拓荒者，其本能中便含有伟大的狂气。而“叶隐”之道便是修炼狂气而使武士成为伟大的狂者之武士道。
“叶隐”之“狂”，源于战国时代，那是作为个体的男人即武士的强权时代；松阴和晋作的狂举，在明治时代，那是统一国家形成时的国民复权时代。这时代，有一种美的旋律，狂的诗意，流淌在松阴和晋作的独行里。松阴不知酒和女人，而晋作则在其中自由奔放，两人各行其是，但都出于“狂”。
关于日本文化的两点提醒
如前，我们终于开启了对日本武士道审美探险的第一步，这种审美式阅读，会不会美化日本文化呢？当然不会。所谓美化，是指对丑的修饰，对恶的遮掩和渲染，而审美却要面对事实和真理，因此，审美要真，而美化则伪。
那么，武士道也能被审美么？有人这样问道，为什么会有此一问？由于武士道在战争中的表现，使人很容易将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
那些战犯们，用武士道来发动战争，让武士道承担战争犯罪，更以武士道来对抗审判，美化自己。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将二者区分开来，使他们终于如愿，死了多年以后，竟然被供在了靖国神社里面。
我们的历史观，使我们注意到将日本人民与侵略者区分开来，但是，却没有注意到把军国主义与日本文化区别开来。我们反对军国主义，但不反对日本文化，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一点告诉日本人民。
日本人民生活在日本文化里，不了解日本文化，就不懂日本人民。而日本文化的核心就是武士道，不把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区分开来，就不能将日本人民与侵略者区分开来，侵略者利用了这一点，把武士道当作保护伞。
军国主义并非来自武士道，而是帝国主义阶段在日本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利用了武士道，用武士道对日本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文化动员。
武士道有多面，尚武精神是其中一面，还有伦理精神和政治精神，方方面面，归结起来，则无非两点，一是对死的追究，二是对美的执着，两者一旦合一则表现为一种“狂”。
因此，武士道就是死之道，带着美去死，是死“狂”，是武士道的根本。
武士道来源不一，有来自中国的儒教、佛教和本土化的神道教。
军国主义强调神道教，文化主义倾向于儒教和佛教。因此，武士道也分为三派，一派是儒教武士道，一派是佛教武士道，另一派就是神道教武士道，发动战争的是神道教武士道。
来源不同的武士道，政治倾向也不一样，有从武士道进入国家主义的，也有从武士道进入民主主义的，还有从武士道进入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例如，我在“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文中谈到，内村鉴三从武士道进入基督教，而幸德秋水则从儒教武士道进入社会主义。
武士道是一种文化，它没有宗教形式，亦非国家组织，战争是国家犯罪而非文化犯罪，国家犯罪应该从文化上进行反省，但不能要文化来承担犯罪责任，就像清朝丧权辱国，但不能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卖国文化一样。
我们在对待中国文化时，要将中国文化与清朝卖国划清界限，也就是说，清朝卖国可以从文化上来反省，但不应该由中国文化来承担责任。对待武士道也是如此。将政治文化化，反而会找不到真正的犯罪主体，而使那些犯罪者心安理得躺在文化——靖国神社里安息。
第二点提醒，是关于“小日本”的提法。这一提法来自中世纪，在《魏书》和《隋书》里就有“倭国志”，“倭国”就是日本。但我所谓的“小日本”，并非来自“倭国”，而是源于近代以来日本人自己的文化哲学。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文化具有短小性和简洁性两大特性。
作为岛国，日本国土“小”，没有中国大陆那样辽阔的平原和巨大的河山，古代日本人不知道陆地上有一望无际的原野，没见过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又从地平线上落下去，也不知道地球上还有烟波浩渺、横无际涯的江河。
日本人常见的自然，是山和平原交错的小自然，栖息于小自然中的日本人，在文化上当然要采取与小自然相应的短小形式，而没有中国式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也没有罗马式的水道，更没有创作出像大乘佛教教典那样包罗万象的庞大作品。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和歌、俳句是世上最短的诗。
这一特性，在日本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法律、宗教、思想等其他形式中都表现出来。日本人不喜欢巨大的东西，也不喜欢巨大的表现形式。日本风土虽多样性，但日本人将风土多样性纳入短小的文化表现形式中，使文化具有简洁的性格，“小”没有贬义，是一种文化特性。
问题当然不止这两点，举出这两点来，是要表明：第一，我们不能泼脏水——军国主义连孩子——武士道也倒掉了；第二，我们尊重日本文化，但不至于连“小日本”也不能提了。
提醒了这两点，我想，我们就可以迈出对日本文化审美的第一步，而审美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对丑恶的反省，相反，一个曾经饱受军国主义武士道侵略的民族，敢于面对武士道进行一次审美的认知，正是这个民族精神成熟和自信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