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59岁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容易理解，而“35岁现象”则令人很是困惑。这表明在官场，行为的上行下效非常明显。有数据显示，近年落马的70后、80后，大多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或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少数执法者还存在浓厚的特权思想，认为收受“红包”、“礼金”是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礼仪”，他们法纪观念欠缺，这些“少壮派”腐败起来胆子更大。
孙某出身贫寒，从部队转业不久，很快升为广州某区人防办综台科科长。他在工作中常与包工头、开发商打交道，看着那些包工头开名车、住洋楼，吃喝潇洒自由，心理不平衡，认为自己的文化、能力不比他们差。为什么到头来连装修房子的钱都没有，后来利用职权向开发商索贿55万元，被调查。更有南京一名刚参加工作1年的19岁少女，利用担任物业公司出纳员的便利条件将自己负责保管的物业管理费、电费等营业款8万余元占为己有并恣意挥霍。
一些年轻官员存在“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一些权力职能单位的青年干部为人办了事、帮了忙，内心总希望别人“投桃报李”。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职务便利在采购疫苗过程中受贿，被判无期徒刑。案发前，罗才38岁，他在忏悔书中写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当初第一次收钱时也曾犹豫过。但贪念逐渐占了上风，不知不觉堕入了深渊，不能自拔。”也有部分青年干部向往大款般的奢华生活，挥金如土。
原广州海关的一名青年科长，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就是好赌博。一次输了20万元后，经济上入不敷出，就贪污用于举报的奖金，直至走上犯罪道路。重庆市万州区委党校出纳员张某与会计林某在9年时间里台伙贪污公款迭726万元，用于购买名牌商品，以及其他奢侈品。
当然，除了这些与个人有关的原因，地方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上，更存在腐败的滋生蔓延的土壤。从现在青年干部的选拔和成长历程来看，他们大都是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又进机关门，这就导致了职务犯罪的高学历化。从职场生态上来看，一些地方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存在以下三种隐患：第一，看学历不看能力，存在学历歧视，唯学历论英雄的思想，很容易在提拔任用干部上发作；第二，看年龄不看本领，存在年龄歧视，个别地方选拔任用干部时，执行干部年轻化问题上过于生搬硬套、机械呆板。一些实践经验不足、本领不大，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宝，被低龄高配。而那些年富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本领超群的却因为年龄“过了岗”而失去机会；第三，看背景不看前景，存在出身歧视。有的地方提拔任用干部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不看有没有培养前景，而看有没有背景，谁有社会背景就会进步快、提拔快。这样的年轻干部，不是靠真本事、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通过这样的选拔标准，年纪合适、学历好、背景好的年轻官员易被选拔和利用。然而年轻并不能与廉洁划等号。
